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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立国虽短，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实深至远，不同时代的“中国”或“天下”的概念与实际或伸或缩，而实现政治和思想统一成为历代政治精英的终极追求，中央集权、君主独裁、思想专制的传统同样深入骨髓。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个断代史课题，更是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通史课题。
“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的诸多重要领域，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申和拓展，代表了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最新水平。具体而论，私以为或有以下特点值得特别标举：
一、选题设计精巧，覆盖面广。选题从历史纵深上贯穿秦族起源、秦国的崛起与发展，以及秦的统一和灭亡，涵盖了秦文化层面的思想、法律、文字、政治制度、都邑变迁、祭祀礼仪等诸多方面；从历史断面上侧重于对秦统一伟业的考察，自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和“秦政”制度建设使秦国的制度文明和器物文明比之其他六国逐渐具有相对优势乃至绝对优势。“丛书”为此分列秦的君主集权、官吏法、农业、战争、交通、疆域变迁等，对秦之所以兼并六国进行立体化研究，为读者认识秦的崛起与统一提供了全景式观察的生动画卷。
二、专题研究别开生面，视角独特。“丛书”在专题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专史的方式深入探讨了前人未曾涉足或浅尝辄止的领域。农业是传统中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一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识，故丛书用《秦农业史新编》系统研究；秦之所以能一统华夏，制度优势是基本保障，因此设立《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秦官吏法研究》等专题予以探讨；发动统一战争，离不开交通事业的开辟，为此而创作《秦交通史》展现秦在陆路和水路交通凿空方面的建树；“天人关系”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司马迁写《史记》贯彻的主旨就是要“究天人之际”，所以，国家祭祀在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故而在秦礼仪制度之外别开《秦祭祀研究》以论之。“丛书”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重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术研究方法的交叉采用”，本于此，推出的这套“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才做到了别开生面和视角独特。
三、论题研究探源溯流，在历史纵深中把脉历史的走向。《秦法律文化新探》以现代法学分类解析了秦律的源流、法律思想、刑罚制度与原则，以及民商法、监察法等内容。《秦思想与政治研究》则揭示了“以吏为师”的国家教育的途径和“匡饬异俗”的理性诉求。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周秦变革的历史产物，具有动员全国人力物力的巨大优势，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实现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制度基础。《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向读者展现了秦君主集权的过程、皇帝制度的确立和专制信物的流变。《秦官吏法研究》利用新出简牍资料重新梳理了秦的择吏法、考核法、刑罪法、赏功法等，专设了“秦官吏权益法”一章，在“官吏之职责”目下内容亦多有创新。《秦交通史》探讨了“善御”“善走”等秦人传说与交通史的意义，并将交通事业与秦的崛起和统一战争联系起来，创设“蜀道开发与秦的帝业基础”“秦交通礼俗”“秦交通管理”等章节，令人耳目一新。秦虽无道，而统一文字之举一直备受推重，《秦文字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叙说了汉字的起源与未来，秦文字的审美和艺术风格等，在多维度研究秦文字方面自成一体。《秦都邑宫苑研究》具体分析了秦早期都邑频繁迁徙的缘由，雍城、咸阳城的设计理念和布局对后代都城建设的深远影响，在秦都城工商业发展概览、都城营造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畴，体现了多学科研究的价值。
虽然，“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14种）只是计划编写的第一辑，内容上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多少还留下了些许不足和遗憾。比如，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方面视野存在一定的局限，考察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缺少对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的关注；研究秦的刑罚制度和劳役制度等，忽视了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章节内容上，研究秦的思想无视《商君书》，讨论秦的君主集权不见《韩非子》与秦君主集权的关联。诚然，“丛书”在设计上或许本着“一事不两载”的原则刻意为之，并不影响这套丛书所达到的高度。
总之，丛书重在考察周秦之际秦的发展史，规避了通史著作通而不精的弊端，突破了传统秦汉史断代研究的局限，又使之断而兼通。因此，丛书不仅历史性地梳理了秦的崛起和兴亡，多维度展现了秦制度建设的划时代成就，更难能可贵地剖析了秦的专制集权对思想的控制、对民众生产生活的全面干预等专制主义历史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丛书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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